近年来，被称之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被狠炒了一下子。这位先辈对纳妾、留辫子、缠足等陋俗的辩护及其通晓多种外国语言的博学强记等奇闻逸事到处流传，成了一些文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关于辜氏的随笔文章及著述中，你找不到多少真正了解辜氏的见解。对辜氏深入研究和对他准确定性的结论，更是无人涉及。这实在是学术界的悲哀。
诚然，辜氏常常好发一些令人惊异、侧目的矫激之谈。在欧风西渐、崇洋风弥漫的校园里，辜氏身穿长袍马褂，拖着一条小辫子踽踽而行，在时髦青年眼中，就像是一个怪物，所以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他都脱不掉腐朽的“清朝遗老”的恶谥。然而，恰恰是这个不入流品的老头儿，对欧美文化有过数十年的精湛研究，杰出的语言才能使他能深邃了解欧美文化的本来面目，亲炙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他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与西方学者交流，在欧美学界享有盛名。辜氏之所以后来厌弃西学，服膺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大力宣扬本土国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不合潮流的保守和夜郎自大。因为他是在异邦吃了多少年的牛奶面包，深知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的利弊，才转而顽固地死守“国粹”的，他确实有贯通中西、纵论中外的资格和本钱。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小看过辜氏，许多学者对他恭执弟子礼，而中国人中却有不少号称博学的人物把辜氏当作学术界的滑稽丑角看待，言及辜氏则哈哈一笑了之。究竟谁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呢？这就不易判断了。
要正确评价辜鸿铭其人及其学术的价值，首先要了解辜氏生活的时代。辜氏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前30年（1928年去世），他才华横溢的壮年时期，正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列强凌辱最盛，几近亡国灭种的时候。他赶上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些使中国人受尽灾难的历史事件。在西方饱受“人权”神圣的熏陶，辜鸿铭在中国看到的却是西方强盗的狰狞面目。在这种高强度对比的刺激下，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百姓能够对吃人猛兽般的列强顶礼膜拜，像当今一些时髦人物那样去拼命追随西方文明吗？在当时弱肉强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在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劫难之时，世界上有多少天良未泯之士为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说句公道话呢？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炮火连天，英法侵略军疯狂抢劫圆明园之后，法国人韦尔莫勒尔这位后来的巴黎公社战士在他编辑的报刊中刊登文章，直陈：“在中国耗费巨大的战争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开支的增加，而给士兵带来可怕的贫困，中国人的仇恨与蔑视。”英国一家报纸《人民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呼吁“英国人民，决不允许对弱小国家发动这样不正义的战争”。而另一家英国报纸《自由报》也认为中英条约“是通过武力才得到的，并且结束了中国的独立”。这些公众舆论都表明英法人民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我们更忘不了法国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愤怒控诉英法侵略军在圆明园的暴行：“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中，法国工人办的《前进报》发表《铁拳》为题的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指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1900年12月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严正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和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
是的，历史事实铁面无情，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就是欧洲人民的公正舆论的代表，表达着全人类的良心。那么，在中国呢？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中国民众自然要奋起反抗，清朝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义和团风起云涌，誓死“扶清灭洋”，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然而，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清廷豢养了一大帮昏庸的官僚在民族斗争的烽火中个个战战兢兢、卑词厚币，屈膝乞和，像胆怯的兔子。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西太后张皇失措，抱着脑袋一股脑儿跑到了西安，躲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有一个中国读书人拍案而起，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列强在中国的暴行，抗议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治内法权”，揭露外国传教士的无恶不作，控诉他们利用中国人中的败类“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明言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他严正地警告：“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他清醒地认识到“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奉行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放纵一帮流氓无赖到中国为非作歹，而“在上者也变成了群氓一伙。”他在文章中向英国女王发出呼吁，要求她向中国人民能抱有同情态度。当得知英国女王去世后，他又在世界上公开向俄国沙皇和德国亲王呼吁，以期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安居乐业。”（以上均见《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要求只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拿当今的热门话题来说，是为着维护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辜鸿铭。就是这个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敢于而且也能够在国际社会为中国人呼喊出正义的声音。这种中国人铁铮铮的硬骨头精神难道是可以漠视或小看的吗？确实，辜氏的呼吁和抗议也许显得微弱，得不到回应，而且在其言论中，他为义和团辩护的同时也发表了极力美化西太后的言词，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条件地赞扬。但是这些偏激之论是在民族斗争激化，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诸矛盾中第一位时发表的，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在这严重的特殊形势之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位清廷的臣子必须去背叛皇权，正如我们不能因义和团运动有愚昧迷信行为就抹煞其反抗列强侵略的正义精神和大无畏勇气。如果像当年某些民族败类对侵略者的兽行不置一词，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如李鸿章之流竭力结与国之欢心；如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亲导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包括一些卑劣贪婪之徒亦趁火打劫），那么中华民族岂不是自甘堕落，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没有任何希望了吗？庆幸的是中国人民没有被横逆来犯所吓倒，中国的知识界还有像辜鸿铭这样一个人能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发出对列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向全人类喊出正义的呼声。就此而言，不以小眚掩大德，从民族大节来判断，辜鸿铭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倘若总是有那样一些同胞无视大节，处处抓住辜氏脑后的辫子说一些不三不四、轻薄无聊的话（比如在同类的问题上，就有对汉奸周作人百般宽容、极力吹捧的言论出现），那我们就不妨以辜氏的话严肃地回答：评价辜鸿铭：“在德不在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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